古代官与吏的区别
在古代官和吏的区分是非常严格的,官就是官,吏就是吏。”官吏“指的其实是两种人。
一、官和吏的区别:
1、身份上:
官:上等身份,他享受人民的服务。官是正职,即长官,有品级(一品、二品、三品等),官由中央统一任命,因此也叫“朝廷命官”,因此官都是“国家干部”。
吏:下等身份,服务于官员,虽然在衙门里做事,但还是相当于百姓。吏则“不入流”,由长官自己招聘,因此吏只能算作官府中的“服役人员“。
2、事业晋升上:
官:都是进士、翰林出身,学识好,只要是在任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,一般三年一次考核,都能得到官职的提升。
吏: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,只能不断地加强自身技能,为官员服务,以求得到赏识。
3、工作上:
官:官管辖治理一方百姓,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。对比与今日,官更像是政治家,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。
吏: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的”官员“服务,帮助官员出谋划策,落实官员提出的政策。对比于今日,吏则是技术专家,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将上司的计划一步步实施,并取得最佳效果。
4、工作稳定性:
官:官是三年一任,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。官员是外来的,等到任期已满,就要调职去另外的地方做官,这也防止了官员鱼肉百姓的情况发生。
吏:吏是本地的人,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,可以为新上任官员提供帮助,只要能得到官员的认可,就可以一直做下去。
我们一般人说到“官”“吏”,大都以为他们是一回事——顶多也就官职大小的区别。然而,事实上,这两者不仅不是一回事,而且,从他们之间的区别中,我们还可以隐略看出现代官僚制度的萌芽。“官”与“吏”的区分,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,官就是官,吏就是吏。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这几方面:首先,从身份上讲,官是上等人,是人民为他服务的;而吏则是下等人,是为官服务的。“吏”虽然在官府里承担着执法工作,却仍然是百姓,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,吏相对于官而言是明确无误的下等人。吏的身份,从元杂剧中角色的相互称呼中也可以看出,平民百姓们遇事相求时,习惯上尊称外郎、孔目们为“外郎哥哥”,“孔目哥哥”,按例不跪,而进了衙门遇到官,必须尊称“大人”、“老爷”,必须下跪。吏见官时虽然不必每次下跪,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讲话的;自然,书吏之间一般以兄弟相称,却断断不可称县令为兄弟,“县令哥哥”这样的称呼绝对听不到。换言之,虽然同样在衙门里办事,官与吏之间实际上等同于官和民的关系。古代的官场中有“官”和“吏”的区别。官之所以为官,在于可以“管”人,掌握人的命运,包括“吏”的命运。“吏”是做事的,比如那些班头、文书先生、账簿先生、师爷等等,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,多少不同,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、如何办、办得顺不顺利等。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,可以看做现代的“吏阶层”,是相对于"官"而言。其次,他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。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,治理辖区,所谓“一朝把权握,便将令来行”是也。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,所谓“学成文武术,售与帝王家”是也。如果我们不嫌牵强的话,也可以说:官是政治家,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;而吏则是技术专家,他要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将上司的计划一步步实施,并取得最佳效果。最后,是他们的不同归宿。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。过去说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。官是三年一任,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。而吏则不然,用清人阮葵生的话说“吏则土著世守”(《茶余客话·论吏道》)。官是外来的,吏是本地的,官板凳没坐热即去,而吏扎根在此,老子做完儿子做。这种不同的归宿,其好处在于:因为官是流动的,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形成他的权力网络,进而鱼肉百姓;而吏则因为是当地的,熟悉该地风俗人情,因而也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,又因为他只是一个政策执行者,没有大权,所以可以有效防止其 。
古代官与吏的区别:
最先“吏”说的是管理具体业务的人,类似于现在的事务官。到了两汉时期,“官”特指某一机关的最高长官,“吏”指的是某一机关里的属官。此时,“官”与“吏”的出身,并没有太大区别。三公九卿由“吏”出身,是件很平常的事情。一直发展到宋代,官、吏间的差别并不明显。
到了明代,“官”与“吏”的差异就突显出来了。“吏”指的是各大衙门里,那些处理文书、送件的办事员。明成祖时期,朝廷规定,“吏”不能当御史,不准参加科考。这就进一步限制了“吏”的前途。久而久之,“官”和“吏”就区分开了。“官”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,而“吏”则被人看不起。所以选择当“吏”的人,多半是科考无望的落第秀才或身份卑贱者。
尽管明清时期,“吏”的地位极其低下,但他们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却相当的大。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师爷。清末光绪年间,有人这样说:“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,铨选则可疾可迟,处分则可轻可重,财赋则可侵可化,典礼则可举可废,人命则可出可入,讼狱则可大可小,工程则可增可减”,而这七项几乎是中国古代衙门的日常事务。由此可知,吏的影响力之不一般。
官吏一般用来形容官员,这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习惯,但,历史上的官吏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,官就是官,吏就是吏。一时为吏,终生为吏,永远没有出头的那一天。
对于这个区别,其实细心的朋友在看《水浒传》的时候就有所了解的,当时宋江陪运送花石纲的官员时,那官员嘲笑和讽刺宋江只是一个刀笔小吏,说他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。
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,有官,有僚,有吏。官就是正职,即长官;僚就是副职、佐贰,即僚属;吏就是办事员,即胥吏。官和僚都是官员,有品级(比如知县正七品,县丞正八品,主簿正九品),叫“品官”。又因为自隋以后,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,因此也叫“朝廷命官”。吏则“不入流”,由长官自己“辟召”,身份其实是民。也就是说,官僚都是“国家干部”,吏却只好算作“以工代干”。他们是官府中的“服役人员”,其身份与衙役(更夫、捕快、狱卒之类)并无区别,只不过更夫、捕快、狱卒或服劳役,或服兵役,胥吏则提供知识和技术 而已。因此胥吏地位极低(常被呼为“狗吏”),待遇也极低(往往领不到薪水)。此外,还有一条规定,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(监察官),也不能考进士。官和吏,就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了。
以上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我敏经常说“官僚资本主义”而不是说“官吏资本主义”的原因,因为官和僚都是官员。
但其实这一点在宋朝就已经开始了,宋朝开始官场体制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,就是官吏分开,官事科举考来的,只会经史子集,吟诗作赋,至于财政,经济,司法,一窍不通。而经济,财政,司法全部由吏去做,这样地方上的最大利益就是吏,实际上国家政权是操纵在吏的手上。
官和吏的区别是什么呢?
一:从身份上讲,官是上等人,是人民为他服务的;而吏则是下等人,是为官服务的。“吏”虽然在官府里承担着执法工作,却仍然是百姓,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,吏相对于官而言是明确无误的下等人。平民百姓们遇事相求时,习惯上尊称外郎、孔目们为“外郎哥哥”,“孔目哥哥”,按例不跪,而进了衙门遇到官,必须尊称“大人”、“老爷”,必须下跪。吏见官时虽然不必每次下跪,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讲话的。虽然同样在衙门里办事,官与吏之间实际上等同于官和民的关系。官之所以为官,在于可以“管”人,掌握人的命运,包括“吏”的命运。“吏”是做事的,比如班头、文书先生、账簿先生、师爷等等,虽然管的事大小不 同,多少不同,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、如何办、办得顺不顺利等。
二:工作性质的不同。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,治理辖区。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。也可以说:官是政治家,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;而吏则是技术专家,他要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将上司的计划一步步实施,并取得最佳效果。
三:最终归宿不同。过去说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。官是三年一任,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。而吏则不同,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·论吏道》中说“吏则土著世守”。官是外来的,吏是本地的,官板凳没坐热就走了,而吏则要一辈子都在这个地方。
区别如下:
1、官位不同
官就是正职,即长官;僚就是副职、佐贰,即僚属;吏就是办事员,即胥吏。
2、品级不同
官和僚都是官员,有品级(比如知县正七品,县丞正八品,主簿正九品),叫“品官”。
吏则“不入流”,由长官自己“辟召”,身份其实是民。也就是说,官僚都是“国家干部”,吏却只好算作“以工代干”。
他们是官府中的“服役人员”,其身份与衙役(更夫、捕快、狱卒之类)并无区别,只不过更夫、捕快、狱卒或服劳役,或服兵役,胥吏则提供知识和技术 而已。
3、身份不同
身份上讲,官和僚是上等人,是人民为他服务的;而吏则是下等人,是为官服务的。“吏”虽然在官府里承担着执法工作,却仍然是百姓,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,吏相对于官和僚而言是明确无误的下等人。
4、工作性质不同
官僚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,治理辖区。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。
历史上,历朝历代的官职不尽相同,具体表现为官名、官员职责等,但大体上还是分为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,比如秦汉时期的“三公九卿”和隋唐以后的“三省六部”,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制度... ...
就是现在体制内跟体制外的区别。 说白了,国家部门正式的都叫官员, 部门自己聘用的都叫吏。
简单说,“官”就是朝廷或者国家的治理者,而“吏”只是各级官员从属,既是朝廷或者国家的服务者,也是官员们的服务者,或者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“民”。“官”是科举正途出身、多为胸怀天下之人。“吏”是政府体系里的办事员,靠业务工作吃饭。
官比吏更高一级。用现在的话来说官就是国家干部级别的,吏就是体制外的平平无奇的打工人
在古代,官与吏是两种不同的官职,宫是国家任命的,有品级的,也是政府的正职官员,而史是官府聘用的,为这个机关服务的人员。关是需要通过科举制度来考的。
古代的官和吏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古代的官是汕头身份意思下等身份
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,有官,有僚,有吏。官就是正职,即长官;僚就是副职、佐贰,即僚属;吏就是办事员,即胥吏。官和僚都是官员,有品级(比如知县正七品,县丞正八品,主簿正九品),叫“品官”。又因为自隋以后,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,因此也叫“朝廷命官”。吏则“不入流”,由长官自己“辟召”,身份其实是民。也就是说,官僚都是“国家干部”,吏却只好算作“以工代干”。他们是官府中的“服役人员”,其身份与衙役(更夫、捕快、狱卒之类)并无区别,只不过更夫、捕快、狱卒或服劳役,或服兵役,胥吏则提供知识 而已。因此胥吏地位极低(常被呼为“狗吏”),待遇也极低(往往领不到薪水)。此外,还有一条规定,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(监察官),也不能考进士。官和吏,就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了。
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,政治影响却大,因为国家事务,尤其是地方行政,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。进士、翰林出身的“官”们,“学问”虽好,能力却很可疑。他们往往不屑于(其实也未必能)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。“吏”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。而且,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,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,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“专门人才”,并在执法领域“大显身手”。结果,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,官是外行,吏是内行。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,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。要知道,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“原则性意见”,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,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,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。官们既然不懂行,则升迁的快慢,处分的轻重,赋税的多少,工程的增减,便都由吏们说了算,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。所以,明末的顾炎武,便说当时的情况是“百官者虚名,而柄国者吏胥也”。清末的郭嵩焘,也说有清一代是“与胥吏共天下”。一个王朝的政治,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(胥吏)来操纵的,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。
《中国明清的官·官与吏》
周 劭 撰中国的文字实在艰深难以搞清楚,例如做官的,通称为“官吏”,但是把它拆开来,便是“官”和“吏”两种人,做“官”的和当“吏”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。做官可以自称为“朝廷命官”,当吏的只是比隶卒捕役略胜一筹。然而位居六部之首的部却叫“吏部”而不称“官部”;并且如此卑微的“吏”,在上面加一个“大”字,则“大吏”又是京朝大学士卿贰八座的称谓及外官中督抚之所谓“方面大吏”了。
明清的官员品级分为九品,即古所谓“九品中正”之义,每品又分“正”、“从”两级,共计十八级,从正一品的大学士到从九品典史之类都包括在内,均可以称为官。从九品之下,还有“未入流”。“未入流”者,便是不在十八品级之列,但官总算是官,其卑鄙龌龊形象,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论官的出身,总不外科第、捐纳、军功、荫袭四途,这四者其实都不是做官的材料,后三者无论矣,即如以举人、进士出身的官,寒窗十年,读的经书和写的八股,几曾与治理国计民生有何干系来?但做官的偏是那批人。历史上倒也有过许多能治国理民的好官,这是边做官边学习的结果,所谓未有学生子而后嫁者也。
吏的出身则不与官同。
首先他们能识字看公文,这便是吏高于隶卒衙役一等的缘故。
次则吏不必如官之要回避本籍。明、清的官,除武官及教职外,都不能在本省任官,若一个苏州人到广东去做官,连话都听不懂,哪能听狱理民?吏则大都是本地人,熟悉地方情况,而且大都是世代为吏,盘踞窟宅在县署及酒坊茶肆之间,即是所谓“城狐社鼠”。做官的既犹似泥塑木雕的尊神,则一切政务,只好听命于两种人,上等的是幕友,即世所称的“师爷”,居下的便是吏了。中下级官员署里的幕友并没有功名,只是读书不成,转而学幕,学的是专门刑名钱谷的技术,最有名的便是“绍兴师爷”,是三百六十行中一种行业。方面大吏所延的幕友,有的是知名的学者且有举人、进士功名的,那当然应作别论。一般州县的幕友,其实也是吏,不过地位远比吏当然高得许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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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不会治民,即使历史上颇有过英明懂得治理的皇帝,也只是孤家寡人,管不了许多;他的助手官员,又以不懂得治理为多。那末皇帝虽有天下,其实是不得不与他人共之的。有些史论家阐发此义,说是两汉与外戚、宦官共天下,魏、晋与清谈名士共天下,唐与藩镇共天下,明与宦官、朋党共天下,而清代则是与胥吏幕宾共天下,此论的是不虚。
既然官非吏便不能做官,所以天下的官,便辅有数倍于官的吏。不但外官要吏,京官中实际上管理天下事务的六部,尤其非吏不可,而“京吏”尤比“外吏”更重要。有人说六部若没胥吏,每一个部便得停止运转,此言也同样不虚。所以说清代是与胥吏(包括幕友)共天下,确是万古不磨的史论。
京官穷得不得了,京吏却是富得不得了。京官念经书写八股出身,做官后什么都不懂,京吏却是世代传袭,每一官署的一本账簿都烂熟于他们胸中,官员非仰仗他们不可。他们要是拿了蹻,则什么事都办不成。
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,国家的大事,都出于这六个部,试问吏部的官员对升迁、铨叙、捐纳、京察、大计等等,主管的官如何懂得了许多。户部的天下钱粮会计、向朝廷入库银两的成色,户吏色色当行,精明无比,若不讲好“斤头”,解京饷的官员休想完成任务。礼部虽比较清简,但当时人讲究封诰、易名等虚名,若不向礼吏打点,势必对不起祖宗和儿孙。
兵部更是不得了,尤其是出兵讨伐后的军费报销,若不与兵吏打点讲好“斤头”,则种种挑剔,层层驳回,穷年累月,不得竣事,而且这种打点是公开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。世传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康安多次以大将军出征,报销时兵吏向他勒索巨贿,福大将军势倾天下,虽一时勃然大怒,但终究奈何他们不得。他们回答福康安说,要是不讲好条件,给你拖延两三年,一旦皇帝日久生厌,看你怎么办?实在是兵吏精覈异常,而作战费用又多莫可究诘,福康安也只好忍声吞气,息事宁人了事。光绪朝以左宗棠平定西域之功,也和福康安有过同样的遭遇。只有曾国藩的镇压太平天国之役,慈禧太后于攻下金陵红旗报捷之后,独出机杼,明旨规定此次军费可以不必报销。这是祸国殃民的那拉氏一次极为明智之举,但可苦了兵部的书吏,好端端的一块要到口的肥肉,竟不翼而飞了。
刑部的书吏也是利薮。夫人命关天,谁不要起生还生或死里逃生,刑吏能够把已定刑要正法的犯人救活过来,这不是深谙律例的刑部司员办不到的。传说刑吏都有舞文弄法瞒天过海的办法。说是江南有一富家子弟犯了死罪,部文已经核准,钉发文书递到便要行刑。刑吏得了巨贿,把发往江南的文书和发往云贵的文书互换一下,到达后双方发现犯人之名有误,只得退回刑部更正,如此往一来,耽搁年月不少。而刑吏又早已算好,在这期间必逢着皇帝、太后万寿之类的庆典,一定颁施覃恩,赦免或减刑天下罪犯。这样,一个死囚便不致斩决了。而刑吏这种错封文书之失,则并非什么重罪,只是革去吏职而已。
工部虽居六部之末,其利更厚。皇帝死后葬的坟墓,叫作“山陵”,其建造工程便叫“陵工”,当皇帝的毫不忌讳,一登了基,便要兴建陵工,而且皇帝一天在位,陵工一天不能修竣,拆拆修修,有的命长皇帝在位六十年,陵工便要兴建一甲子,这笔费用每年报销,其实都入中饱。此外如皇帝的大婚,官殿的缮修,尤其是特大的工程项目,如清代修建的圆明园和颐和园,叫做“园工”;以及黄河惟恐不决口,决了口便得发放大量治河经费,叫做“河工”,种种工程费用,能够实际到工的,据说能有四成,便可算是廉洁奉公的了。世人竞诟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去作修建颐和园的“园工”费用,殊不知此项费用足有一半被工部吏员等中饱,而由那拉氏尸其秽名,岂不冤哉枉也。当然,工吏凭着他们的本领和商人勾结去搞那些银钱,自然不便独吞。工部司员乐得沾些光,开一眼闭一眼。
六部书吏之富,可以敌国,有了钱便可使鬼推磨,若有人敢得罪或惩治他,报复起来,可使一二品大员丢官。清季户部有一库吏叫史恩泽,家资巨万,任何解部之铜银,必须向他纳贿,方能入库,领款亦然。有一次山东黄河决口,巡抚张曜请领紧急河款一百万两,史恩泽需索贿赂一万两方肯发放。张曜即是刘鹗《老残游记》中的庄宫保,是个武将转文阶的硬汉,告知他的亲家户部侍郎孙诒经,孙是史恩泽的堂官,又负正直之名,立刻将史斥革法办。以一个堂堂的二品大员法办一个不能称为官的部属书吏,本不算一回事,却惹起一桩震动朝野的风波,史恩泽竟有本领运动御史多名参劾孙诒经办理不当。孙诒经除户部侍郎外,还有毓庆官行走的差使,是皇帝的师傅,竟因此区区小事被“交部议处”,得了罚俸一年处分,并撤去毓庆宫行走的差使。孙诒经因此气愤交并,挂冠不干了。书吏的气焰之嚣张竟有如此者。
“幕”虽历来并不认为与“吏”同列,因为它不是官,而却是与清廷共有天下,所以也可把它归入“吏”一类中去。
清代的幕僚,人品地位之高下,分别极大。上自封疆大吏,下迄州县卑官,都要延聘幕友,不聘请好幕友,是不敢到任的。州县的接任之前,一定先要请好“刑名”和“钱谷”两位师爷,这是当官的命根子。他们都是学有师承,同门师弟兄遍天下州县,声气相通。相传每一州县的师爷都有一本秘册,记录该县的豪绅巨室的姓名和各种陋规的来源,以及通省顶头上司的诞辰该送多少寿礼,包括上司的妻妾和衙内,还要记牢上司们上代的名讳,不可轻易犯讳。这种秘册是要花钱买的,等于衣钵相传,照此行事,则做官可以无往而不利,做到上下相孚,而宦囊也鼓鼓了。
方面大吏,尤其是军兴时的幕友,当然不能以“吏”目之。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有一位幕友,不知其名,是绍兴人,姓邬,名动九重。田文镜向皇帝进问安折,雍正竟然御笔亲批:“朕安。邹先生安否?”这是有名的故事。成、同间太平军起义,曾国藩湘军的幕府尤为人才济济,盛极一时,李鸿章兄弟、郭嵩焘兄弟、左宗棠以至薛福成、王闿运,都是入幕之宾。左宗棠更是意气飞扬,不可一世。后来他转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,更视府主如无物,所代拟奏折,连骆巡抚也不给过目,便径自拜发,军中号为“左都御史”。他那时不过是个举人,其专横跋扈,在师爷中可称空前绝后。
朝廷并不以幕友为官,那便没有俸给,他们的薪水概须府主自掏腰包,其数字恐怕要超出府主规定所得的俸禄为多。这种怪现象到了雍正以后才有了改变,但之前倒并没有当官的口出怨言,皇帝乐得闭起眼睛当做不知,凭着当官的自行解决。辛亥革命之后,废除幕友和吏的制度,幕友成为官的秘书,吏也成了芝麻绿豆官,都有了俸给,吏之与国同休,不再和民国共天下,绍兴师爷的形象也不再见于世上了。
领导岗位与非领导岗位的区别,要是官也得有等级。如正国级,副国级,正部级,副部级。正厅级副厅级,正处级副处级,正科级副科级。其他的有编制没级的就是吏。
官相当于现今之政务官,吏相当于现今之事务官。
按现在的 说法,差不多官就是领导,吏就是办事员。
主要有三点区别:1. 从身份上讲,官是上等人,是人民为他服务的;而吏则是下等人,是为官服务的。“吏”虽然在官府里承担着执法工作,却仍然是百姓,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,吏相对于官而言是明确无误的下等人。
平民百姓们遇事相求时,习惯上尊称外郎、孔目们为“外郎哥哥”,“孔目哥哥”,按例不跪,而进了衙门遇到官,必须尊称“大人”、“老爷”,必须下跪。吏见官时虽然不必每次下跪,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讲话的。
虽然同样在衙门里办事,官与吏之间实际上等同于官和民的关系。官之所以为官,在于可以“管”人,掌握人的命运,包括“吏”的命运。“吏”是做事的。2. 工作性质的不同。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,治理辖区。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。3.最终归宿不同。过去说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。官是三年一任,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。而吏则不同,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·论吏道》中说“吏则土著世守”。官是外来的,吏是本地的,官板凳没坐热就走了,而吏则要一辈子都在这个地方。
拓展资料:“官”是科举正途出身、多为胸怀天下之人,“官”的出现,应该始于汉武帝感到国中人才匮乏,而下诏举贤良。著名的董仲舒、公孙弘等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国家选拔的第一批“官员”。他们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,古代中国由此开启了“官治天下”的历史。
古代的官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