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字、号和谥号
字:《礼记·曲礼》上说: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,“女子十五笄而字”,就是说不管男女,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,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,供他人称呼。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。
号:中国古代人于名字之外的自称。简称号。别号多为自己所起,亦有他人所起。与名、字无联系。在古人称谓中,别号亦常作为称呼之用。
如苏轼字子瞻,别号东坡居士
.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、字外,还有“号”。号是人的别称,所以又叫“别号”。号的实用性很强,除供人呼唤外,还用作文章、书籍、字画的署名。如卢仝《玉川子诗集》、杜牧《樊川文集》、《松雪六体千字文》、老莲《荷花鸳鸯图》等。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,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。所以,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,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。
谥号:是在我国古代,统治者或有地位的人死后,给他另起的称号,如“武”帝,“哀”公等。古代帝王、诸侯、卿大夫、高官大臣等死后,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,称为谥或谥号。“谥者,行之迹也;号者,表之功也;车服者,位之章也。是以大行受大名,细行受细名。行出于己,名生于人。”帝王的谥号,由礼官议上;臣下的谥号,由朝廷赐予。
字
1.缘由
《礼记·曲礼》上说: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,“女子十五笄而字”,就是说不管男女,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,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,供他人称呼。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。
2、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
①同义反复。如屈原名平,字原,广平为原。孔子学生宰予,字子我,季路字子由,颜回字子渊,诸葛亮字孔明,陶渊明字元亮、周瑜字公瑾,诸葛瑾字子瑜,文天祥字景瑞,都属此类。 ②反义相对。晋大夫赵衰(减少意)字子馀(增多)。曾点(小黑也)字晳,色白也。唐王绩字无功,朱熹(火亮)字元晦,元赵孟頫字子昂,晏殊字同叔。 ③连义推想。赵云字子龙(云从龙);晁补之,字无咎;苏轼,字子瞻(《左传僖28年》:“君冯轼而观之”);岳飞字鹏举。
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,字与名有密切关系,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,这叫“名字相应”,互为表里,故字又称作“表字”。这三种是主要的,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,以排行命字,或者字行加排行,字后加父(甫)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。
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,有着时代气息,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,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明显。
唐宋以后,由于理学加强,一些繁文缛节越来越多,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,称字,是为了表尊敬,但时间长了之后,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,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。
号
中国古代人于名字之外的自称。简称号。别号多为自己所起,亦有他人所起。与名、字无联系。在古人称谓中,别号亦常作为称呼之用。
如苏轼字子瞻,别号东坡居士
在古代有的人除名、字外,还有“号”。号是人的别称,所以又叫“别号”。号的实用性很强,除供人呼唤外,还用作文章、书籍、字画的署名。如卢仝《玉川子诗集》、杜牧《樊川文集》、《松雪六体千字文》、老莲《荷花鸳鸯图》等。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,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。所以,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,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。
号的来历
起号之风,源于何时,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,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。像“老聃”、“鬼谷子”等,可视为中国最早的别号。东晋时陶渊明自号“五柳先生”,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,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,元明清达到鼎盛,不但人人有号,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。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“老莲”、“老迟”、“悔迟”、“云门僧”等四个号。延至近代,用号风气一直不衰,如苏玄瑛号“曼殊”;齐璜号“白石”;何香凝号“双清楼主”。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。
“号”的形成
“号”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:
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
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,尤其是文人雅士,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。正因为“号”是自己起的,所以它不像姓名、表字那样要受家族、宗法、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,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,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,但仔细分析,深入考察,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:
甲,鲜明的时代印记,如:唐宋时期,佛教在中国盛行,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,所以许多人便以“居士”为号。李白号“青莲居士”;白居易自称‘香山居士”;苏轼号“东坡居士”,范成大自号“石湖居士”;李清照自号“易安居士”。
元代崇尚道教,则文人以“道人”为号者尤其多。像冯子振号“怪怪道人”;乔吉号“惺惺道人”;任仁发号‘明山道人”;吴镇号“梅花道人”;赵孟頫号“雪松道人”。
战争后,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,清政府的腐败无能,造成国家苦难,民族危机。反对侵略,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,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。像谭嗣同号“北飞”;黄少配号“黄帝嫡裔”;陈天华号“思黄”;秋瑾号“竞雄”等。
乙,强烈的抒 彩,如:宋人郑思肖,宋亡后隐居苏州,自号“所南”,以示不忘宋室;词人辛弃疾,重视农业,做官时提倡力田,奖励耕战,晚年退居农村,“更从老农以学稼”,自号“稼轩”;爱国诗人陆游,忧世愤俗,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,他就自号“放翁”,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;欧阳修晚年自号“六一居士”,是以一万卷书、一千卷金石文、一张琴、一局棋、一壶酒,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,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;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,自号“六如居士”。“六如”,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、如梦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电。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;南宋诗人杨万里号“诚斋”,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“正心诚意”勉励过他,光宗皇帝又亲书“诚斋”二字赐之。这样“诚斋”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“正心诚意”,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“真心诚意”。
丙,深刻的寓意 如:明朝末年画家朱耷,在明亡时取号“八大山人”。“八大”二字连写,似哭非哭,似笑非笑,寓哭笑不得意,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。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,自号“朱衣道人”。明亡后,衣朱衣,居土穴中,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,都被他拒绝,坚决不与满清合作。“朱衣”表面看是红色的,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,因为明朝皇帝姓朱,红是明的意思,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。南宋诗人戴复古,自号“石屏山人”,也寓含着一种精神。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。《感遇》诗云:“人将作金坞,吾以石为屏。”“石”与“金”同样坚硬;“石”虽比不上“金”身价昂贵,但却素朴、古拙、气象峰峰,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。北宋诗人张咏自号“乖崖子”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乖则违众,崖不利物,乖崖之名,聊以表德。”可见,“乖崖子”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、志向、品操。丁,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。称“先生”的,如“五柳先生”(陶渊明),“甫里先生”(陆龟蒙),“东莱先生”(吕祖谦),“龙川先生”(陈亮),“兰谷先生”(白朴);称“公” 的,如“石公”(袁宏道),“眉公”(陆继仆),“任公”(梁启超),“剑公’(高旭);称“子”的,如“幽忧子”(卢照邻),“知非子”(司空图),“归来子”(晁补之),“鹿非子”(黄景仁);称“老人”的,如“少陵野老”(杜甫),‘老泉”(苏询),“千岩老人”(肖德藻),“黄华老人’(王庭筠),“西岩老人”(张之翰),“随园老人”(袁枚),“颍滨遗老”(苏辙),“滹南遗老”(王若虚);称“翁”的,如“桑萱翁”(陆羽),“醉翁”(欧阳修),“涪翁”(黄庭坚),“放翁”(陆游),“笠翁”(李渔);称“叟”的,如:“正斋叟”(关汉卿),“清痴叟”(陆采),“蝯叟”(何绍基),“蒙叟”(钱谦益);称“外史”的,如:“海岳外史”(米芾),“会稽外史”’(王冕),“仇他外史”(梁辰鱼);称“山人”的,如:“九华山人”(杜荀鹤),“少室山人”(胡应麟),“射阳山人”(吴承恩);称“散人”的,如“湖海散人”(罗贯中),“顾曲散人”(冯梦龙),“清都散人”(赵南星);称“渔和樵”的,如:“沂东渔父”(康海),“藕荡渔人”(严绳孙),“湖北桃花渔”(高濂),“雁宕山樵”(陈忱虎),“百子山樵”(阮大铖),“天目山樵”(张文虎)。
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
这种“号”叫“外号”、“绰号”或“混号”、“浑号”。它有极强的表义性,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,是名、字、号以外的一种补充,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。《水浒传》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。黑旋风李逵、豹子头林冲、青面兽杨志、花和尚鲁智深、霹雳火秦明、插翅虎雷横、拼命三郎石秀、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,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、特长或生理特点。 许多“外号”、“绰号”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噱开玩笑时起的,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,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“五羖大夫”,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,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(黑公羊)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;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“笑中刀”,又号“人猫”。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;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“三旨宰相”,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、领旨、传旨外,不干别的事。 在农村,送外号的风气更盛,像“大个驴”、“二瓦罐”、“三黄菜”、“四鸽子”、“八狗子”、“红枣”、“桃奴子”。“大鸭梨”、“夹皮核桃”、“五大麻子”、“干粮”、“二胡杏”、“三棒糙”、“仙家”、“白秃”、“黄毛”、“鸭子板”、“靠不上”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。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,这里就不提了。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,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诗句,便称他为“红杏尚书”;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,八叉乎而成八韵,人们便称他为“温八叉”;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,下笔成章,人们便称他为“李谪仙”。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,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“佘太君”,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。这种“绰号”雅而不俗。 以上讲的是“别号”。
③富爵、地望
人际交往中,除了称名、字、号以外,还要称“官爵”、称“地望”。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。如称“官爵”:
杜工部、杜拾遗(杜甫)王右丞(王维)
蔡中郎(蔡邕)三闾大夫(屈原)
贾太傅(贾谊)张燕公(张悦)
高常侍(高适)张祠部(张继)
钱考功(钱起)张司业(张籍)
如称“地望”:
杜少陵(杜甫)韩昌黎(韩愈)
柳河东(柳宗元)孔北海(孔融)
岑嘉州(岑参)白香山(白居易)
王江宁(王昌龄)贾长江(贾岛)
韦苏州(韦应物)刘随州(刘长卿)
这样一来,“官爵”和“地望”又成了名、字、号以外的又一别称。
谥号
在我国古代,统治者或有地位的人死后,给他另起的称号,如“武”帝,“哀”公等。古代帝王、诸侯、卿大夫、高官大臣等死后,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,称为谥或谥号。“谥者,行之迹也;号者,表之功也;车服者,位之章也。是以大行受大名,细行受细名。行出于己,名生于人。”帝王的谥号,由礼官议上;臣下的谥号,由朝廷赐予。
谥号制度形成,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,即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中提到的周公制谥。但是近代以来,王国维等根据金文考释得出的结论谥法应当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、懿王阶段,这一说法现在得到广泛认同。早期谥号为自称。比如“周文王”,“周武王”。
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,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“子议父、臣议君”的嫌疑,因此把它废除了。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。
中国古代,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、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,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,隋炀帝就是谥号,乾隆皇帝就是年号。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,后来庙号多,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。
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,往往直呼其名,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,例如太甲、孔甲、盘庚、帝辛,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,现在也众说纷纭,我们还是不要去管他。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,但周文王、周武王不是谥号,是自称,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。
所谓谥号,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,算是盖棺定论吧。象文、武、明、睿、 刘基,字伯温,谥号文成;康、景、庄、宣、懿都是好字眼,惠帝都是些平庸的,如汉惠帝、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,质帝、冲帝、少帝(后人称呼,不是正式的谥号)、废帝(后人称呼,不是正式的谥号)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,厉、灵、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,哀、思也不是好词,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,如果末帝(后人称呼,不是正式的谥号)、献帝、顺帝,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。另外孙权是个特例,他的谥号是大帝,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。
谥号是周开始的,除了天子,诸侯、大臣也有谥号,但我这里是专讲皇帝天子的。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、臣议君,于是废了谥号,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,想传二世、三世以至无穷,可惜只传了二世。汉 始又实行了。汉倡导以孝治天下,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,如孝惠、孝文、孝景一直到孝献。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,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,三国的文艺片里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就把他叫做献帝,那是胡说八道,难道献帝未卜先知,早就知道他会把皇位献出来?
按照周礼,天子七庙,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,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,没有庙号的,到了一定时间就“亲尽宜毁”,不再保留他的庙,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。庙号就是祖啊宗啊的称呼,一般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。起初,有庙号的皇帝不多,例如两汉,刘邦是太祖,刘彻是世宗,刘询是中宗,刘秀是世祖等,不是每一个皇帝身后都有庙号。这个祖,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,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,一般往往都是开国或者是有保全社稷大功,号称中兴的皇帝。但也有滥封的,曹魏时,曹操是太祖武皇帝,曹丕是世祖文皇帝,曹睿活着的时候,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,很被后世嘲笑。
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,如汉太祖刘邦(刘邦庙号是太祖,习惯称高祖)、唐高祖李渊、宋太祖赵匡胤、元太祖铁木真、明太祖朱元璋、清太祖努尔哈赤,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,如世祖忽必烈、清世祖福临,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,所以也是世祖,另外玄烨(爱新觉罗·玄烨,即康熙帝)被叫做圣祖,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。
年号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,汉朝初期就没有,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始自西元前140年,这一年是汉武帝建元元年。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年号。皇帝一般都喜欢换年号,好事坏事都要换,有的几年换一次,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,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,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,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贞观,玄宗也不大换,而武则天就特别喜欢改年号,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,她还用过四个字的。而南梁武帝萧衍亦使用过三字的年号。
本来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,但是都有谥号,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。从唐开始就谁都有庙号了,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。明清两代的皇帝一般一个年号用一辈子(一世一元),所以人们习惯称他的年号,这里面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(正统,天顺),因为他被瓦剌俘虏去,代宗即位,他被放回来后成了太上皇,在代宗病重时他发动政变(夺门之变)重新做了皇帝,所以有两个年号。另外同治原来的年号叫祺祥,是肃顺他们拟的,不久慈禧发动政变,杀了肃顺,年号改作同治,原来的年号没叫开,人们都习惯地称同治帝。
有时候,不做皇帝的,死后给尊为皇帝,如曹操、司马懿父子,还有一个是多尔衮,他手握大权,死后被福临尊为成宗义皇帝,但那只是权宜之计,不出一个月,福临囚禁了多尔衮的兄弟阿济格等人,然后宣布多尔衮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,成宗义皇帝的称呼自然也没了。
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、大臣、贵族(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)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,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,始于西周。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,死后获谥。这是谥法之始。《周礼》说:“小丧赐谥。”小丧,指死后一段时间。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:“谥者,行之迹也;号者,表之功也;车服者,位之章也。是以大行受大名,细行受细名。行出于己,名生于人。”
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: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,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。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,由即位皇帝宣布,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。谥号带有评判性,相当于盖棺定论。
谥号来自于谥法。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,大致分为三类:属表扬的有:文、武、景、烈、昭、穆等;属于批评的有:炀、厉、灵等;属于同情的有:哀、怀、愍、悼等。
如,楚怀王的“怀”表示“慈仁短折”。前者称为上谥、美谥;中者称为下谥,恶谥;后者称为中谥。一九二六年六月,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,溥仪“诏”谥“忠悫”,墓碑上刻着“王忠悫公”。悫:诚实。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:“思想不自由,毋宁死耳!”惟恐思想不自由,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。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。
恶谥是后来才有的——人们渐渐觉察到,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,有一些还很可恨。周厉王在“厉”表示“暴慢无亲”、“杀戮无辜”。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,“国人”发动 ,他逃到彘(今山西霍县东北),后来死在了那里。《召公谏厉王弥谤》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,选进了多种课本。该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。
隋炀帝的“炀”表示“好内怠政”、“外内从乱”,是他被缢弑当年,唐高祖李渊强加的。
字:约等于小名 号:约等于网名 谥号:约等于墓志铭